不知是晚上八点钟的一杯摩卡，还是晚上的两集《
欲望都市》的缘故，晚上十二点了我还全然没有倦意。因为明早约了新加坡的出版人吕老先生见面，苦于酒店的电话错误晚上11点换下睡衣又跑到了网站。
也许这是家里没有装上网络的不方便，在你需要网络的时候无论你要准备上床睡觉，还是手中的事进行了一半，你就得穿好衣服跑到网络能连接上你的地方索取你需要的信息。在这个时代似乎没有什么是网络不知道，北京的114电话导航会出错误，网络却给你更多的比人工服务更全面的选择，只要输入关键字就可以得到至少10页的答案，于是问题迎刃而解，总有一个电话是对的，虽然按
照比例网络的错误率因为答案基数太大变得信誉很低，但是我们也乐意去尝试，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也许通过网络给我的众多可能性，我们只需要证明我们能选择对的。
而我们一直都能选择对的吗？面对浩如烟海的信息，我们只是随机的翻看着信息，下意识的鼠标动作决定着我们信息的获得渠道，想起来有点可怕，但我们每个人每天重复的做的就是这样的选择和阅读。当你有一天处在一个信息生产者，或者更确切的说是一个信息过滤者的位置，你会发现自己真正讨厌这种信息的随机性。前几日诺贝尔奖如火如荼的时候，我晚6点上班的作息恰在几场诺贝尔奖得主揭晓之前，我在诺贝尔的主页上等着，2分钟刷新一次等着出了得主姓名马上翻译发稿，网络新闻快讯要的是速度和时间，早发10秒钟也许各大网站上转载的都是你的稿子。但在速度的背后我们是否时刻把新闻的客观二字悬在自己的敲击的键盘上呢，我自己不知道。
10月13日，诺贝尔物理学奖揭晓，得奖的三名科学家之一是钱学森的堂侄钱永健，我事先写好了模板，只等着名字公布的那一刻，我知道消息出来一定是国内媒体前三名。
但几天后裘先生的几句话让我连日来反复不停地回想当时我发稿时的情景。裘先生一向有点愤，具体来说应该是经济上右愤，政治上左愤，其实我写下这段话的时候我仍旧不相信我在用这样的维度描述一个学统计学出身的火星男人。他问为什么国内新闻的标题中都没有钱永健的名字，而只有钱学森堂侄五个字，难道这么大一个科学家不值得把名字写上去？我傻了，想到我那天发稿的速度和我写的标题，赫然几个字就是以“钱学森堂侄获得~”开头的，我当时没有意识吗？不是，我的标题是同事贴给我的，他一直在盯着newslist，同时在盯着国内其他媒体的稿子，我不是第一个把稿子发出去的，但是同事给我的标题却沿袭了第一个发稿媒体的五个字“钱学森堂侄”，而后其他网站转帖的也都是以这五个字开头，似乎这是一种非常符合国人荣辱观的标题，而我们似乎也让新闻更符合民众的口味，我们只记得钱学森堂侄的华裔身份，但我们故意忽略了他的华裔后面还跟着美国人三个字，钱学森是国人的骄傲，那么他的堂侄也就是，媒体不在意他的名字，他的国籍，国人也就不在意。也许很多年后问及我们的下一代，2008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科学家是谁的时候，他们会说是钱学森的堂侄，他们也许还会有人说他是中国人。
网络让新闻传播的速度按照秒甚至毫秒来计算，我们做新闻的人也是争分夺秒，但我们似乎对基本新闻价值的追求永远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还有我们应该怎样去“准确”地表达信息，特别是我们每天接触的是西方通讯社的新闻稿源的时候，西方有西方的“准确”原则，世界乌鸦一般黑，我们是不是都成了乌鸦翅膀上的黑羽毛，扑腾扑腾地就影响了人们点鼠标时随机看到的什么？四个字——真是可怕。
与网络保持一定距离，这样就可以让自己回归到传统的阅读，当初选择网络媒体时觉得它改变了我的阅读习惯，但实际上成为网络媒体的一员却让我渴望回归触手可及的书籍阅读，这真是悖论。
今年却格外的漫长，我知道暖洋洋的九月就是个骗局，一场场夜里的秋雨一层层的寒意和萧瑟，我本期待看到北京秋天最美丽的银杏黄叶，我得到的却是胃里一阵阵地翻腾和呕吐前苍白的脸。